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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渴望什麼樣的正義？ 鞭刑、社工、民主與上帝／陳曄
作者: 東門教會 日期: 2026-04-25 19:22
福音書裡有一幕，始終令人不安。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之前，先被交給兵丁鞭打。祂的身體被撕裂，披上袍子、戴上荊棘冠冕，在群眾的圍觀中成為群眾權力處置的對象。這一幕可怕之處，不只在於暴力本身，更在於暴力是以某種近乎「合法」的形式展開：政治權力在場，群眾情緒在場，宗教敵意在場，程序也彷彿在場。於是，人類一危險的傾向便暴露了出來：我們總能把羞辱、痛苦與公開展示，包裝成正義。
這正是今日面對台灣公共情緒時令人感到最深的不安，一方面是關於剴剴案的陳尚潔社工，另一方面是關於鞭刑。這兩個議題都反映了一樣的社會現實。
剴剴案激起了巨大的憤怒，這份憤怒我們都感同身受--當一個孩子遭受如此嚴重的痛苦，任何仍保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能無動於衷。當然，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應當憤怒，而在於：當社會開始為悲劇找到發洩的對象，甚至開始重新想像鞭刑，開始渴望用更直接、更可見、更羞辱的方式來證明正義仍然存在，我們究竟正在渴望什麼樣的正義？
一、對正義本身的理解
對正義本身的理解悄然滑動。若國家必須靠對肉體的懲罰與展示，證明自己仍然是正義的，有能力回應惡，那麼被改變的就不僅僅是懲罰手段，而是整個社會對「人」的理解。我們或許開始默默接受：一個人即使犯了罪，也可以被公開降格為一具受羞辱的軀體；我們開始相信，唯有痛苦足夠可見，正義才算實現。這樣的想像令人憂心，因為它使正義從約束權力、維護尊嚴、修補秩序，墮落為報復、展示與情緒宣洩。
這樣的危險，並不只存在於對刑罰的想像裡，也存在於我們如何理解陳社工案。面對悲劇，社會極易將複雜的制度失靈濃縮成對單一個人的道德清算，仿若找到一個明確的「壞人」，把所有怒氣投向他，事情就結束。事實是，這種做法往往是便宜的公共幻覺。
兒少保護從來不是單一第一線工作者獨立完成的事，它牽涉資訊是否充足、案量是否過重、跨機構通報是否順暢、責任分工是否清楚、主管系統是否真正支持前線判斷，也牽涉到最關鍵的一點：整個社會是否願意長期投入資源在照顧與保護上。這樣的壓力與整體社會關係在個人身上的壓縮，我難以想像，只能用有限的經驗、理智與感性揣摩之。到此，我們可以理解，若悲劇的生成條件本身來自制度性的斷裂，那麼把集體的失敗濃縮為對單一社工的公開譴責，不斷強調這位社工之失職與其應受的懲罰，便遠離了公義，制度與社會結構的焦點遭到模糊、責任遭到卸除。
當我們未看見更廣泛的真相，我們有什麼權力去指責「盲目」？主張他人有罪？我們有什麼權力去主張他人應被剝奪幾年的自由、受多少痛苦，當痛苦是來自更廣泛的社會問題時？具體的過失若存在，當然須受到調查、釐清，與追究。問題在於，追責與祭旗並非同檔事。當整個社會急於尋找一個可以承擔總體情緒的人，我們將使真正應該被改革的制度再次逃過檢驗。當悲劇奠基於90％的制度錯誤與10%的個人偏離，焦點便從來都不應急於討論個人應如何承擔100％的責任，而是社會如何一起來思考，去改善制度、改善問題，以致個人的偏離不再放大為嚴重後果。
若一個社會讓所有第一線助人工作者都活在恐懼中，讓他們知道只要出現悲劇，自己就可能成為全民清算的對象，那麼最終受害的只會是脆弱者：低收入者、無家者、被忽視的孩子、被社會遺忘的家庭--沒有任何一個照顧系統，能夠在恐懼與羞辱中長久維持它的照顧能力。
遺憾的，今日的台灣並非討論這些。於是，社會獲得了情緒上的滿足，社會結構與制度尚原封不動，我們仍會有下一個煩悶的保母，下一個孩子仍可能在同樣的斷裂中受害，下一個前線社工也仍於恐懼中勞動。
二、民主危機的前奏
民主危機的前奏，自此以對刑罰想像的總體暴力化、對悲劇討論之個體化而展開。民主之珍貴，在於它要求國家權力即使面對罪與惡，仍必須受到約束；它要求社會即使處在最憤怒的時刻，也不能把羞辱人的身體當成正義的證明。若多數人的怒氣足以直接授權國家越過這條界線，那麼民主就徒具形式，而失去內容。到彼時，人民所共同追求的，將不再是受約束的公權力，而是更有效率地清算所謂「人民公敵」。
民主另一個珍貴之處，正在於其修正制度、反思社會結構的能力。民主使社會清明地察覺自身，透過公民參與，不斷為社會提供發現社會問題與制度問題的契機與正當性。輕率地把一切重刑主張都稱作威權，自然使「威權」一詞失去分量。但當國家仰賴身體的羞辱來展示秩序，當群眾開始從觀看他人受苦之中得到安慰、團結與道德快感時，我們確實已觸碰到威權之危險。
更近一步而言，威權一詞似乎總使人想起「獨裁者」，卻也可能表現為公共情緒。這種公共情緒說道：「我不再以共同作為人、守住人的底線為榮，反而以共同觀看敵人受苦為榮；權力不再以節制自己為光榮，反而以更暴力與羞辱的方式處置他人為光榮。」這樣的社會，也許仍然投票，也許仍然保有程序，但它對人的理解已開始敗壞。到最後，我們不過使社會自身浪費了看見制度與社會問題的機會，敗壞了對公義的理解，也就是--浪費且顛覆了民主自身。對於人的想像的敗壞，正是走向了使自己被收編入威權主義一途。威權將人的自由與博愛能力壓縮直至一文不值，彷彿不依靠國家權力的制裁，社會將無法維持自身的公義。
將仲裁公義之權力交給四處流淌的大眾情緒與掌握合法暴力的國家，大大遠離了上帝國。難道社會建立對自身的信任、無法意識與應對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嗎？難道公義不屬於上帝嗎？
三、上帝是公義的上帝
上帝是公義的上帝。聖經從不否認罪的嚴重性，也從來沒有把惡輕輕放過。問題在於，上帝的公義從不是群眾憤怒的神聖化，更不是報復快感的合法化。彌迦書說：
「世人哪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。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」
由此看來，公義、憐憫與謙卑並非彼此競爭的選項，而是同一條路上相互照映的三盞明燈。若我們以對惡人之憤怒，征服了對自己權力衝動之警戒，那麼我們如何更接近上帝的公義，而非只為怒氣披上一件神聖的外衣？
耶穌在地上從未否認罪，也未曾鼓勵廉價的寬容；但祂始終拒絕讓審判成為群眾的表演。當眾人要用石頭打死行淫的婦人時，祂並非取消了罪，而是中斷每一個人趨近一種自以為絕對正義、因此可以安心羞辱別人的社會位置：
「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。」
這句話精簡有力地拒絕了把自己放在純潔高位、把他人變成集體暴力對象的機制。
今日，當我們高喊要用鞭刑、要讓人付出更明顯的肉體代價來回應社會的不安時，我們同樣必須反問：我們究竟是在追求公義的永恆照耀，還是在追求報復儀式的閃光？任何社會悲劇發生時，誰能夠清清白白地聲稱：自己真正無罪？
四、公民社會的清醒自覺
至此，社工、鞭刑兩議題反映之問題已經顯著。
也就是說，真正嚴肅的問題只有一個：「你渴望什麼樣的正義？」，換句話說，「你渴望什麼樣的社會？」越深入更新我們的視野，將發現真正需要面對並非只有個人過失與作惡，而是更重要的--我們是否以一個人的失敗，掩蓋了整個制度與整個社會的責任。
正義奠基於社會對自身的清醒自覺，而非個體的情緒衝動總和。換句話說，一個社會若無法在最憤怒的時刻約束自己，它失去的是民主本身。兒虐必須被正視，失職必須被調查，責任必須被釐清，制度更必須得到變革；但若我們把正義寄託於更殘酷的刑罰、把制度責任濃縮為對個人的公開羞辱、把民主理解為多數人共享報復快感的權利，那麼我們距離真正的公義就已經越來越遠。
今天，當台灣社會遭遇悲劇，同時開始重新想像鞭刑，開始渴望用更可見的痛苦來證明正義時，我無法不想到基督曾受過的鞭打。祂曾在群眾的義憤、權力的秩序與合法的處置中，被降格為一具可以羞辱的身體。
若我們所跟隨的耶穌，曾親自承受這樣的暴力，那麼今天的教會、今天的台灣，就更應當警醒：是否一邊高喊公義，一邊重演不義？是否一邊譴責惡，一邊放縱對羞辱與報復的迷戀？是否同時要求國家保護弱小，又鼓舞國家以羞辱人的方式證明自己的力量？
必須保衛台灣，必須保衛社會！--若只願將對惡的譴責與憤怒反映於個人的受苦，那這些終究無法實現。我們必須保衛的，是具體的人在罪中仍不可被任意羞辱的底線；不只是懲罰的強度，更是民主對權力的節制；不只是情緒的出口，更是社會制度的修補與社會的整體悔改。
對此，必須一再地探問與更新眼界，直到上帝的國度臨到。願上帝的國降臨。
這正是今日面對台灣公共情緒時令人感到最深的不安，一方面是關於剴剴案的陳尚潔社工，另一方面是關於鞭刑。這兩個議題都反映了一樣的社會現實。
剴剴案激起了巨大的憤怒，這份憤怒我們都感同身受--當一個孩子遭受如此嚴重的痛苦，任何仍保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能無動於衷。當然，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應當憤怒，而在於：當社會開始為悲劇找到發洩的對象，甚至開始重新想像鞭刑，開始渴望用更直接、更可見、更羞辱的方式來證明正義仍然存在，我們究竟正在渴望什麼樣的正義？
一、對正義本身的理解
對正義本身的理解悄然滑動。若國家必須靠對肉體的懲罰與展示，證明自己仍然是正義的，有能力回應惡，那麼被改變的就不僅僅是懲罰手段，而是整個社會對「人」的理解。我們或許開始默默接受：一個人即使犯了罪，也可以被公開降格為一具受羞辱的軀體；我們開始相信，唯有痛苦足夠可見，正義才算實現。這樣的想像令人憂心，因為它使正義從約束權力、維護尊嚴、修補秩序，墮落為報復、展示與情緒宣洩。
這樣的危險，並不只存在於對刑罰的想像裡，也存在於我們如何理解陳社工案。面對悲劇，社會極易將複雜的制度失靈濃縮成對單一個人的道德清算，仿若找到一個明確的「壞人」，把所有怒氣投向他，事情就結束。事實是，這種做法往往是便宜的公共幻覺。
兒少保護從來不是單一第一線工作者獨立完成的事，它牽涉資訊是否充足、案量是否過重、跨機構通報是否順暢、責任分工是否清楚、主管系統是否真正支持前線判斷，也牽涉到最關鍵的一點：整個社會是否願意長期投入資源在照顧與保護上。這樣的壓力與整體社會關係在個人身上的壓縮，我難以想像，只能用有限的經驗、理智與感性揣摩之。到此，我們可以理解，若悲劇的生成條件本身來自制度性的斷裂，那麼把集體的失敗濃縮為對單一社工的公開譴責，不斷強調這位社工之失職與其應受的懲罰，便遠離了公義，制度與社會結構的焦點遭到模糊、責任遭到卸除。
當我們未看見更廣泛的真相，我們有什麼權力去指責「盲目」？主張他人有罪？我們有什麼權力去主張他人應被剝奪幾年的自由、受多少痛苦，當痛苦是來自更廣泛的社會問題時？具體的過失若存在，當然須受到調查、釐清，與追究。問題在於，追責與祭旗並非同檔事。當整個社會急於尋找一個可以承擔總體情緒的人，我們將使真正應該被改革的制度再次逃過檢驗。當悲劇奠基於90％的制度錯誤與10%的個人偏離，焦點便從來都不應急於討論個人應如何承擔100％的責任，而是社會如何一起來思考，去改善制度、改善問題，以致個人的偏離不再放大為嚴重後果。
若一個社會讓所有第一線助人工作者都活在恐懼中，讓他們知道只要出現悲劇，自己就可能成為全民清算的對象，那麼最終受害的只會是脆弱者：低收入者、無家者、被忽視的孩子、被社會遺忘的家庭--沒有任何一個照顧系統，能夠在恐懼與羞辱中長久維持它的照顧能力。
遺憾的，今日的台灣並非討論這些。於是，社會獲得了情緒上的滿足，社會結構與制度尚原封不動，我們仍會有下一個煩悶的保母，下一個孩子仍可能在同樣的斷裂中受害，下一個前線社工也仍於恐懼中勞動。
二、民主危機的前奏
民主危機的前奏，自此以對刑罰想像的總體暴力化、對悲劇討論之個體化而展開。民主之珍貴，在於它要求國家權力即使面對罪與惡，仍必須受到約束；它要求社會即使處在最憤怒的時刻，也不能把羞辱人的身體當成正義的證明。若多數人的怒氣足以直接授權國家越過這條界線，那麼民主就徒具形式，而失去內容。到彼時，人民所共同追求的，將不再是受約束的公權力，而是更有效率地清算所謂「人民公敵」。
民主另一個珍貴之處，正在於其修正制度、反思社會結構的能力。民主使社會清明地察覺自身，透過公民參與，不斷為社會提供發現社會問題與制度問題的契機與正當性。輕率地把一切重刑主張都稱作威權，自然使「威權」一詞失去分量。但當國家仰賴身體的羞辱來展示秩序，當群眾開始從觀看他人受苦之中得到安慰、團結與道德快感時，我們確實已觸碰到威權之危險。
更近一步而言，威權一詞似乎總使人想起「獨裁者」，卻也可能表現為公共情緒。這種公共情緒說道：「我不再以共同作為人、守住人的底線為榮，反而以共同觀看敵人受苦為榮；權力不再以節制自己為光榮，反而以更暴力與羞辱的方式處置他人為光榮。」這樣的社會，也許仍然投票，也許仍然保有程序，但它對人的理解已開始敗壞。到最後，我們不過使社會自身浪費了看見制度與社會問題的機會，敗壞了對公義的理解，也就是--浪費且顛覆了民主自身。對於人的想像的敗壞，正是走向了使自己被收編入威權主義一途。威權將人的自由與博愛能力壓縮直至一文不值，彷彿不依靠國家權力的制裁，社會將無法維持自身的公義。
將仲裁公義之權力交給四處流淌的大眾情緒與掌握合法暴力的國家，大大遠離了上帝國。難道社會建立對自身的信任、無法意識與應對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嗎？難道公義不屬於上帝嗎？
三、上帝是公義的上帝
上帝是公義的上帝。聖經從不否認罪的嚴重性，也從來沒有把惡輕輕放過。問題在於，上帝的公義從不是群眾憤怒的神聖化，更不是報復快感的合法化。彌迦書說：
「世人哪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。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」
由此看來，公義、憐憫與謙卑並非彼此競爭的選項，而是同一條路上相互照映的三盞明燈。若我們以對惡人之憤怒，征服了對自己權力衝動之警戒，那麼我們如何更接近上帝的公義，而非只為怒氣披上一件神聖的外衣？
耶穌在地上從未否認罪，也未曾鼓勵廉價的寬容；但祂始終拒絕讓審判成為群眾的表演。當眾人要用石頭打死行淫的婦人時，祂並非取消了罪，而是中斷每一個人趨近一種自以為絕對正義、因此可以安心羞辱別人的社會位置：
「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。」
這句話精簡有力地拒絕了把自己放在純潔高位、把他人變成集體暴力對象的機制。
今日，當我們高喊要用鞭刑、要讓人付出更明顯的肉體代價來回應社會的不安時，我們同樣必須反問：我們究竟是在追求公義的永恆照耀，還是在追求報復儀式的閃光？任何社會悲劇發生時，誰能夠清清白白地聲稱：自己真正無罪？
四、公民社會的清醒自覺
至此，社工、鞭刑兩議題反映之問題已經顯著。
也就是說，真正嚴肅的問題只有一個：「你渴望什麼樣的正義？」，換句話說，「你渴望什麼樣的社會？」越深入更新我們的視野，將發現真正需要面對並非只有個人過失與作惡，而是更重要的--我們是否以一個人的失敗，掩蓋了整個制度與整個社會的責任。
正義奠基於社會對自身的清醒自覺，而非個體的情緒衝動總和。換句話說，一個社會若無法在最憤怒的時刻約束自己，它失去的是民主本身。兒虐必須被正視，失職必須被調查，責任必須被釐清，制度更必須得到變革；但若我們把正義寄託於更殘酷的刑罰、把制度責任濃縮為對個人的公開羞辱、把民主理解為多數人共享報復快感的權利，那麼我們距離真正的公義就已經越來越遠。
今天，當台灣社會遭遇悲劇，同時開始重新想像鞭刑，開始渴望用更可見的痛苦來證明正義時，我無法不想到基督曾受過的鞭打。祂曾在群眾的義憤、權力的秩序與合法的處置中，被降格為一具可以羞辱的身體。
若我們所跟隨的耶穌，曾親自承受這樣的暴力，那麼今天的教會、今天的台灣，就更應當警醒：是否一邊高喊公義，一邊重演不義？是否一邊譴責惡，一邊放縱對羞辱與報復的迷戀？是否同時要求國家保護弱小，又鼓舞國家以羞辱人的方式證明自己的力量？
必須保衛台灣，必須保衛社會！--若只願將對惡的譴責與憤怒反映於個人的受苦，那這些終究無法實現。我們必須保衛的，是具體的人在罪中仍不可被任意羞辱的底線；不只是懲罰的強度，更是民主對權力的節制；不只是情緒的出口，更是社會制度的修補與社會的整體悔改。
對此，必須一再地探問與更新眼界，直到上帝的國度臨到。願上帝的國降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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