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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患難中的團契生活
作者: 東門教會 日期: 2026-10-17 20:35
這一篇「牧師專欄」是我從8/13受傷後的第一篇，心中充滿著感恩。第一個要感謝上帝的是，經歷了兩個月的養傷期，上星期一（10/12）正式從台大「整形外科」畢業了，不用再回診了。當然，我的手指還沒完全恢復功能，接下來必須藉由復健，讓手指能夠回到受傷前的靈活，而手指頭的神經也還沒完全恢復，目前不只是有「麻麻」的感覺，摸到或碰到常常會以為自己「觸電」。不過，這一切都要感謝上帝，讓我的手指頭能夠「重生」。第二，我要獻上感謝的是，在這期間受到教會長執同工、兄姊的關心與愛護，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關心，也有許多兄姊默默的禱告，體現了教會彼此相愛的「團契生活」。
最近，受邀至台師團契專題分享時，有大專青年在專題後問我一個問題：「牧師，你好嗎？」她想了解我在受傷與養傷期間的真實感受。我回答她：「我必須誠實說自己的感受確實不好，卻也體會到從上帝那來的『美好』。」事實上，受重傷確實影響到我整個人的身體與情緒，卻讓我在患難中對於教會團契生活再次有深刻的信仰體會。就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，他曾經撰寫一本經典著作《團契生活》，在這本書中，他破除人們對群體的浪漫幻想，強調教會不是聚集完美的人，而是軟弱的人一起生活，乃是透過「基督」彼此連結、傾聽與彼此擔待。這本書寫作時，並非寫於一個安逸的時代，而是誕生於德國納粹統治時期，對當時堅持正統信仰的基督徒來說，是一個受到極大苦難的日子。因此，這本書所述說的是「在苦難中的團契生活」。
納粹掌權之後，在德國的新教教會（主要是路德宗與聯合教會）發起親納粹的「德意志基督徒」（German Christians）運動，將納粹種族主義和領袖崇拜引入教會。潘霍華以及馬丁‧尼莫拉（Martin Niemöller）為首的神職人員與信徒，組成「青年改教運動」，並且於1934年發表《巴門宣言》，拒絕納粹的思想進入教會，成立所謂的「認信教會」。而在1935年，潘霍華受託成立「地下神學院」，在物質匱乏的環境中，與20多位年輕神學生一起生活，他與神學生們重新思考教會、團契究竟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呢？最終，潘霍華寫出《團契生活》這本書，讓後世的人再次思考其中的意義。
不只如此，1943年，潘霍華因參與密謀推翻納粹政權而被捕，他被關進監獄，卻沒有終止他的團契生活，而是透過與摯友、家人的書信往返，以及他在監獄中關懷其他囚犯以及獄卒，他的行為證明了苦難並沒有終止一個人的團契生活，反倒是當生命陷入風暴與苦難時，團契生活帶給我們得以持續活下去的力量，也在其中真正體會到「基督之愛」，並且在其中實踐彼此相愛的誡命。
因此，當我們再次回到專題後大專青年的問題，受傷後的我「好不好」。受傷後這段期間，我重述受傷過程已不下百次。即使我總是盡量用輕鬆的語氣分享，但不可否認地，每一次的回憶，都迫使我再次經歷當時的痛苦與驚嚇。而在養傷的過程中，我也經歷了許多的痛苦，整整五天在病房中不能亂動，並且整隻手在血泊之中，回到家中靜養，經歷了每天的疼痛以及體力的消耗。雖然與受到更大苦難的人來說，這其實算不了什麼，但痛苦就是痛苦，每每回想受傷的當下，心中總是帶點「悔恨」：若當時能夠小心點，或是不要在那時候去開門......這些念頭，總是讓心裡更加難受。
然而，這個苦難卻讓我感受到屬天的恩典。在受傷的當下，晨旭長老即時的兩通電話，讓我改變原本「截肢」的決定，而博賢牧師到院的關心與開刀前禱告以及吳牧師、小孩的陪伴，這些都值得感恩。小會員、長執以及兄姊在得知我受傷後，無論是到醫院探訪，在line群組關心與代禱，以及送來許多食物與營養品，也有人默默地到台大醫院向院方與主治醫師致意。另外，也有人在網路上得知我受傷的消息，不斷地關心我復原的進度。這一切都必須感謝上帝，因為在我受苦中所得到的是滿滿的「愛」，是兄姊們體會到「基督之愛」所實踐出來的「彼此相愛」。
沒有人願意受傷受苦，但正是這場意外，讓我親身經歷了潘霍華筆下那種在患難中彼此擔待的團契生活。雖然我的復健之路仍在繼續，但感謝上帝，讓我能夠在受苦之中所過的團契生活，在「彼此相愛」之中體現基督之愛，並感受到教會團契生活的美好。
最近，受邀至台師團契專題分享時，有大專青年在專題後問我一個問題：「牧師，你好嗎？」她想了解我在受傷與養傷期間的真實感受。我回答她：「我必須誠實說自己的感受確實不好，卻也體會到從上帝那來的『美好』。」事實上，受重傷確實影響到我整個人的身體與情緒，卻讓我在患難中對於教會團契生活再次有深刻的信仰體會。就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，他曾經撰寫一本經典著作《團契生活》，在這本書中，他破除人們對群體的浪漫幻想，強調教會不是聚集完美的人，而是軟弱的人一起生活，乃是透過「基督」彼此連結、傾聽與彼此擔待。這本書寫作時，並非寫於一個安逸的時代，而是誕生於德國納粹統治時期，對當時堅持正統信仰的基督徒來說，是一個受到極大苦難的日子。因此，這本書所述說的是「在苦難中的團契生活」。
納粹掌權之後，在德國的新教教會（主要是路德宗與聯合教會）發起親納粹的「德意志基督徒」（German Christians）運動，將納粹種族主義和領袖崇拜引入教會。潘霍華以及馬丁‧尼莫拉（Martin Niemöller）為首的神職人員與信徒，組成「青年改教運動」，並且於1934年發表《巴門宣言》，拒絕納粹的思想進入教會，成立所謂的「認信教會」。而在1935年，潘霍華受託成立「地下神學院」，在物質匱乏的環境中，與20多位年輕神學生一起生活，他與神學生們重新思考教會、團契究竟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呢？最終，潘霍華寫出《團契生活》這本書，讓後世的人再次思考其中的意義。
不只如此，1943年，潘霍華因參與密謀推翻納粹政權而被捕，他被關進監獄，卻沒有終止他的團契生活，而是透過與摯友、家人的書信往返，以及他在監獄中關懷其他囚犯以及獄卒，他的行為證明了苦難並沒有終止一個人的團契生活，反倒是當生命陷入風暴與苦難時，團契生活帶給我們得以持續活下去的力量，也在其中真正體會到「基督之愛」，並且在其中實踐彼此相愛的誡命。
因此，當我們再次回到專題後大專青年的問題，受傷後的我「好不好」。受傷後這段期間，我重述受傷過程已不下百次。即使我總是盡量用輕鬆的語氣分享，但不可否認地，每一次的回憶，都迫使我再次經歷當時的痛苦與驚嚇。而在養傷的過程中，我也經歷了許多的痛苦，整整五天在病房中不能亂動，並且整隻手在血泊之中，回到家中靜養，經歷了每天的疼痛以及體力的消耗。雖然與受到更大苦難的人來說，這其實算不了什麼，但痛苦就是痛苦，每每回想受傷的當下，心中總是帶點「悔恨」：若當時能夠小心點，或是不要在那時候去開門......這些念頭，總是讓心裡更加難受。
然而，這個苦難卻讓我感受到屬天的恩典。在受傷的當下，晨旭長老即時的兩通電話，讓我改變原本「截肢」的決定，而博賢牧師到院的關心與開刀前禱告以及吳牧師、小孩的陪伴，這些都值得感恩。小會員、長執以及兄姊在得知我受傷後，無論是到醫院探訪，在line群組關心與代禱，以及送來許多食物與營養品，也有人默默地到台大醫院向院方與主治醫師致意。另外，也有人在網路上得知我受傷的消息，不斷地關心我復原的進度。這一切都必須感謝上帝，因為在我受苦中所得到的是滿滿的「愛」，是兄姊們體會到「基督之愛」所實踐出來的「彼此相愛」。
沒有人願意受傷受苦，但正是這場意外，讓我親身經歷了潘霍華筆下那種在患難中彼此擔待的團契生活。雖然我的復健之路仍在繼續，但感謝上帝，讓我能夠在受苦之中所過的團契生活，在「彼此相愛」之中體現基督之愛，並感受到教會團契生活的美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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